中国著名力学家列传（二）
徐芝纶(1911-1999)徐芝轮，力学家、力学教育家。长期致力于工程力学的教学与结构数值分析的研究。为我国工科力学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他编著的《弹性力学》教材在国内被广泛采用;曾积极推动了有限元法在我国的普及与推广。
徐芝纶，1911年6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徐庭翼，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教了几年书，当了几年官，但因耻于钻营，结果官当不成，业务也荒疏了。中年郁郁寡欢，40余岁早逝。临终时嘱咐徐芝纶，要吸取他的教训，毕业后老老实实地当一名教师，认认真真地教书，清清白白地做人，千万不要走他的老路。
徐芝纶从小聪颖自重，勤奋好学，中小学时期学习成绩一贯名列前茅。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当时，中华民族正值苦难岁月，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爱国人士、热血青年纷纷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徐芝纶在父亲、老师以及当时形势的影响下，相信“教育救国”，立志当一名教师。
徐芝纶的老师，著名结构力学专家蔡方荫教授，十分钟爱、器重这位高材生，勉励他将来当一位优秀教师。1934年，徐芝纶大学毕业，留清华大学当助教。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美。在193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硕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转学到哈佛大学，师从著名教授H.M.威士加德(Westergaard)，1937年又获哈佛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学位。
当时的祖国正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入侵，东北、华北相继沦陷，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认为国家到了这样困难的关头，仍在外面舒舒服服地读书工作，置祖国存亡于不顾是说不过去的。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驱使他决定回归祖国，“共赴国难”。他执拗又委婉地谢绝了师友的挽留，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决然地于1937年6月离美回国，任教于浙江大学。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战火蔓延，浙江大学被迫三年六迁，辗转跋涉5000里，颠沛流离，历尽艰险，最后落脚在贵州遵义。徐芝纶与爱国师生同仇敌忾，同甘共苦，在前有飞机轰炸，后有日本侵略军追兵的恶劣环境和艰苦生活中，坚持教学工作。他在油灯下、防空洞里备课，在祠庙里、草棚内上课，苦战三载，献身教育。
当时由于缺乏教师，他开出了一门又一门课程。从1937年至1934年在浙大担任副教授、教授的6年时间里，他教授过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高等结构、结构设计、桥梁设计、土壤力学、基础工程、水力学、水力发电工程、水工设计、坝工设计等10余门课程。
为了增加工程实际经验，他于1943年离开浙大，到重庆水力发电勘测总队主持设计工作，并参加过当时由美国人主持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后见一卷卷图纸归档保存，当局毫无实施之意，他又于1944年重返教育岗位。先在中央大学执教，抗战胜利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并曾每周往返于沪宁线上，到中央大学兼课。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讲授艺术不断丰富。当年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为他的高质量讲课所吸引、所折服。徐芝纶的课堂讲授质量之高，早在40年代就已在师生中享有盛誉。他的讲课，内容精炼、语言准确、条理清晰、分析透彻、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他在讲课中善于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阐明基本概念，讲清基本理论，把思路、方法教给学生，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举一反三。他善于根据学生的实际以及生产的实际，恰到好处地将理论放在实际背景中去讲授，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也从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他的讲稿每次讲授都要修改更新，因而他的助教愿意一次次听他的课，以获得新启示。
他在《怎样提高课堂讲授的质量》一文中，总结了“掌握课程内容，了解学生情况，适当安排教材，认真准备讲稿，做好默讲试讲，注意表达方式，及时检查改进，不断努力提高”等八方面的经验体会。该文已成为许多青年教师掌握课堂讲授艺术的入门教材。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水利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于1952年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徐芝纶愉快地服从组织调动，来到南京市清凉山麓参加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水利院校的工作。他先是兼任工程力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起兼任教务长，1956年起兼任副院长，直至1983年。
在承担行政工作的许多年中，他坚持不离开教学第一线，早起晚睡地备课、写教材。他几乎每学期都要讲课，1959年后还指导研究生。他一直铭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陈毅同志讲过的话：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自己的书籍，做到中国人用中国的教材讲课给中国人听。
为了实现陈毅同志的要求，他长期坚持不懈投身于教材建设。至今，他一共编著出版教材11种15册，翻译出版教材6种7册，其中《弹性力学》(上、下册)第一版获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第二版获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他的英文著作《应用弹性力学》也于1991年由印度威利东方出版公司出版。从1978年起，他还担任全国高校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新时期的力学教材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徐芝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并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事长和第二、第三届理事长，以及第四届名誉理事长。1981年，70岁离龄的徐芝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
钱伟长(1912—2010)
钱伟长，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早年提出的薄板薄壳非线性内禀统一理论对欧美的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有过重大的影响。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长期从事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为培养我国科学技术人才作出重要贡献。社会活动十分活跃，积极推动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西学东渐，国学衰微之际。钱伟长就出生在一个具有国学功底、创办新学的贫穷的诗书家庭。
在无锡这个毗邻太湖的鱼米之乡，为了家族的繁衍昌盛，还延续着义庄制度。由于做私塾先生的祖父早逝，钱伟长的父亲钱声一(钱挚)和叔父钱宾四(钱穆)就是靠从钱家的义庄领取粮米，艰苦求学的。他们在家乡七房桥办起了第一座新式小学，又到其他小学任教。少年的钱伟长有时就寄住在父亲和叔父的老师宿舍里。16岁那年，父亲钱声一病逝，他随叔父在苏州读书。后来，叔父钱穆到北京大学与胡适同时担任中国通史的教授，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60年代在台湾作资政，继续研究国学。
他的母亲王秀珍和善而勤劳，除操持家务外，还养蚕、桃花、糊火柴盒贴补家用。清贫的幼年生活和母亲的贤良品德，帮助造就了他在曲折的一生中独立支持的精神力量。妻子孔祥瑛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国文系，50年来是他生活上、精神上忠实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成功的一个保障。
小学时期，钱伟长主要学习国文和历史，也学到算术、自然、音乐等新课程。由于家贫，还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起先，他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家乡失火后，又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和后宅小学，但受学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
13岁时，他来到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5岁考取苏州中学读高中，学习到数理化和西洋史，进一步打开了他求知的大门。苏州中学的数学老师严晓帆、西洋史老师杨人缏、中国史老师吕叔湘、地理老师陆侃舆，都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文学课则由他的叔父钱穆任教。他经常在严晓帆老师的宿舍里晚自修，在理科方面有了一些进步。步入青年时期的钱伟长文史成绩优异，但他为科学救国而弃文学理，自强不息，闯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
19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文学和历史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和上海吴蕴初的清寒奖学金。来到清华大学后，即发生了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惊人事变，出于忧国忧民之心，他要求读物理系，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答应他试读一年。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从此，就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
理学院院长叶企荪，以及赵忠尧、萨本栋教授也常给他们上课。起初，钱伟长象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的典籍。而吴有训教给他，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已经完善了，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长学到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特点。
1935年，他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和高梦旦奖学金，在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为呼吁抗日救国，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平(今北京)沦陷，曾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
1939年初，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是年与孔祥瑛结婚，并与郭永怀、林家翘以相同分数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加拿大。本来，轮船将途经神户，日本在护照上签证准许登岸游览。公费生一致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有失国体，故全体愤然离船，返回昆明。
1940年8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J.L.辛格(Synge)教授指导下研究板壳理论，1942年获博士学位。1942年至1946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T.冯·卡门(von Kármá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冯·卡门学术思想的影响，成为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大师。在研究所和冯·卡门家里的学术讨论会，是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聚会。这种风格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这就是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对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邀请。在表格最后一栏，要求宣誓一旦中美交战忠于美方，钱伟长明确填“NO”，予以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1950年，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1951年，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自1951年起，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
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他任副理事长。他还担任北京市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1954至1958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他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印度，1955至1956年还多次访问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民主德国，1956年，又参加了波兰的力学会议和布鲁塞尔的国际力学会议。
钱令希(1916—2009)
钱令希，著名力学家、工程师、教育家。长期从事结构力学的教学和研究，是我国计算力学的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也是使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先行者与奠基人，在我国的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舰船工程、港湾工程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善于教书育人，爱护人才，培养出了几代优秀的力学家。
钱令希，1916年7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钱伯圭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从教于荡口镇果育学校。其学生，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曾回忆他与伯圭师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一次谈话，说：“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钱令希的哥哥钱临照，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比他大10岁。钱令希幼年时代，父兄对他的管教甚严，特别是哥哥，对他后来的成长帮助很大。
童年的钱令希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治能力。他9岁即离家到附近的梅村镇高小住读，11岁考上了刚刚建校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从农村到大城市，钱令希什么都觉得新鲜，不禁贪玩起来。读了一学年，英文连26个字母都背不连贯，历史课还没考及格。他顿感问题严重，决心从头干起。
1928年10月，年仅12岁的钱令希经过一个暑假的发奋学习，跳过初中考入了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高中部。这是一所用欧战赔款由中、法两国合办的高等学校，分大学部和高中部，各读四年，高中第一年专学法文。钱令希小小年纪就知道汲取教训，不再贪玩。他潜心攻读，第一年，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法文集中训练;第四年，他又以优秀成绩直升大学部土木科。
当时，这所大学按照法国习惯，不呼学生姓名，只叫学号。“800”号的钱令希一路顺风，大学年年都考第一名。这段经历，钱令希后来经常作为体会来向学生作介绍。他说：学习如同钉螺丝钉，开头要锤几下，搞正方向，把基础打牢，后来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开头钉得歪歪扭扭，拧起来就事倍功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内忧外患交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大学时代的钱令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抱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刻苦学习，1936年9月，以土木科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毕业。同年10月，得中比庚款委员会的选拔，被保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2年后毕业，获得了“最优等工程师”的学位。
1938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年。钱令希满怀抗日救国的赤诚，立即回国。在昆明，他被刚刚成立的叙昆铁路局录取为“试用”。这条铁路计划从四川的叙府南达云南的昆明，然后与滇缅铁路接通，以期为全民抗战打开一条国际通道。
刚参加工作，钱令希便和一位老工程师一起在人烟稀少的西南边陲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进行桥梁踏勘。经过麻疯病流行地区，他们两人也亳不畏惧。那年冬天，他们硬是凭着两条腿，在140多公里的线路上，为上百个大小桥梁、涵洞定位定型。这段经历，为他今后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以及为工程建设服务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1941年到1943年，他先后在川滇铁路公司、熊庆来为校长的云南大学和茅以升领导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工作。
1943年11月，钱令希应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之邀，到内迁遵义的这所大学任教。在那里，他受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的熏陶，埋头钻研学术，写出了一篇篇崭露头角的学术论文，其中的《悬索桥近似分析》一文，1946年经当时内迁重庆的北平图书馆推荐，在美国《土木工程学报》发表。
他的另一篇《关于梁与拱的函数分布与感应》的论文，1946年获得当时政府颁发的科学奖。那时，浙江大学的学术空气很活跃，年轻的钱令希作学术报告时，竺可桢校长也去听讲，并给予热情鼓励。1950年，在这所大学搬回杭州的第四年，钱令希担任了土木系系主任。他励精图治，改革求进，大力整顿和加强了资料室和实验室，并提倡教师写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这些措施，深受师生欢迎。
解放前夕，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他的助教和学生中不少是地下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钱令希心里有数，并对他们十分钦佩。有一次，他的资料室的柜子里发现一藤箱书籍，都是《新民主主义论》、《唯物辩证法》等革命书籍。从此，他严格保管钥匙，不让人随便进入。事后，掩藏这批图书的地下党员、后来担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朱兆祥说：“钱先生真是深知我们的好老师。”
钱令希1942年2月在云南昆明结婚。夫人倪辉是位数学教师，毕业于河南大学。生有一子一女。
1952年1月，钱令希接受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博士之邀，来到大连工学院(现改名大连理工大学)，任教授和第一任科学研究部(现科研处)主任。
1979年任副院长，1981年至1985年任院长，现为大连理工大学顾问。40年来，他把全部心血奉献给该校，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该校土木系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的创建工作，又创建了工程力学系和工程力学研究所，建立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骨干梯队，使该校的工程力学成为国家的重点学科，并办起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他爱校如家，领导全校师生员工，解放思想，大力改革，并着意促进与国外的学术交流。
在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同时，钱令希潜心学术研究，努力使力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1954年，他担任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顾问，并于1958年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规划工作。1959年他还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新型支墩坝型——梯形高坝的建议，后为浙江湖南镇128米高坝及其他几个水电站工程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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